想想这一年的变化，韦宝不禁感慨，不管天地会有没有什么发展，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，在明廷这一边，发展的其实还算可以。
尤其是一帮言官，都察院的御史们，大理寺的官员，这帮人可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天天靠参劾别人过日子的，但面对韦宝就不同了。
因为韦宝现在其实还兼着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官职呢！
虽然他长期不在京城了，但他的官职并没有人敢动。
一方面，都察院和大理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他提拔的，他将原先的人都踢出去了，都换上了这些衙门的子弟。
所以这些人对韦宝是对恩师，又是对座主，对领路人一样恭敬的。
这是韦宝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势力，别人想动也动不了。
另一方面，现在是阉党当家，韦宝与阉党虽然没有到明里作为阉党干将的地步，却也几乎是半公开的了。
不是和魏忠贤有良好的关系，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内升迁那么快，十五岁的人，十六岁还差一个多月，就已经做到正三品大员了，简直可怕。
说和阉党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人相信啊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参遍了所有人的东林党，至今还没有几个东林党大臣参劾过韦宝。
这都是因为韦宝曾经救过杨涟，现在还将杨涟的女儿留在身边，扶持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的儿子。
或者说是保全了很多被魏忠贤杀掉的东林党大臣的后代。
光凭这一点，即便大家觉得韦宝几乎可以算是半个阉党，但东林党并不恨韦宝，至少韦宝没有刻意针对过东林党，反腐都是全面对待，并不针对派系，不针对哪一个个人。
还有，大明朝的官场并不像后世，不能横跨几个部门，大明朝的管理有点乱，没有这一说法。
有的人兼任七八个职位都是有的。
大明王朝的官场来说，愤青、喷子太多，假道学。
当初张居正夺情时，个个群情激愤，大有不共戴天之势。
但到了魏阉专权时，也没见你死我活，不也无耻跪舔。
再说奇葩头衔，陆炳一介武夫，可以活着加封三孤加三公，独一份。
刘瑾，“立皇帝”，魏阉，九千岁，建生祠。
魏阉侄子魏良卿活太师，比肩张居正啊。
当然，魏良卿目前还没封伯爵、公爵，那要等到原本历史的几个月之后。
因为弄死了努尔哈赤，袁崇焕有功，魏良卿也沾了光，直接一路从伯爵到公爵连着跳。
像韦爵爷这种一上来就是侯爵的，在大明王朝历史上还是挺多的。
其实韦爵爷也没有什么拿的出的功劳，但仗着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，又与东林党和阉党都有良好关系，势力不说多大，反正也不算小了，毕竟把持了一大片地方，属于京城实力派加上地方实力派的综合体。
加上控制了一个正二品衙门，弄个侯爵的名爵，也就不算什么了。
明朝的治理有个公认的大失败，纸币问题。
大明宝钞，永远神。
胡元发纸币还知道得有丝绸白银这些真玩意儿当准备金，大明发的宝钞纯粹是在发纸。
宋金发纸币还知道纸币用久了会磨损，国家得负责定期更换，顺便回笼一部分货币就当抑制通胀了。
大明发纸币之前满朝文武好像连一个知道纸币会磨损的都没有，啥时候给老百姓换废纸也是看皇帝心情，开开关关没个定数。
不过这还只能说是菜，毕竟对布衣将相来说理财不是本行。
理财官僚也需要传承，鞑元儒学是从程朱传下来的，不是这一路。
具体菜到啥程度，比如说宣德年间还有官儿建议说为了便利钞法，应该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。
菜可以容忍，但坏就不行了。
宝钞应用的同时，禁止民间以金银甚至铜钱，哪怕是明朝自己铸的铜钱都不能作为货币来进行交易。
然而，在统治阶级中，白银一直在流通使用，比如说，捕鱼儿海战役后，朱元璋就赐给蓝玉金二千两，唐胜宗、郭英白金各一千两。双重标准。
洪武八年使用宝钞的时候，下令严禁民间造假币，谁向官府举报就有赏，赏金是什么呢？白银二百五十两！
合着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宝钞不值钱。
这就只有一个解释，宝钞就是冲着老百姓手里的金银去的。
百姓用宝钞，你朱元璋自己用白银。
这种拿废纸抢贵金属的行为，这种垃圾货币大家能认才有鬼。
到太祖晚年的时候，宝钞已经贬值了十四倍，洪武八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贯，洪武三十年能换宝钞十四贯。
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银一两换宝钞一百贯，正统元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千贯。
通胀还有一个附加恶果就是官俸。
虽然明代官僚工资历代最低，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标准，只要照数发给，还是多少够用的。
可恶就在于将俸禄里的粮食折合成宝钞，二分米八分钞，这八分钞是让百官喝西北风去么？
因为宝钞只发行不回笼，朝廷收税总不能收废纸吧？
结果社会上宝钞泛滥，国库里反而宝钞不足，大量靠工资吃饭的官员连宝钞都领不到。
当永乐宣德全盛之时，大明两京文武官员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两年的俸钞！真是做法自毙。
官不聊生然后民不聊生，遂置于一切糜烂的境地。
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。
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，一个王朝的灭亡，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，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。
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。
由于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。
因此，韦宝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，根据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，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。
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。
两线鏖战的困境。
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。
宦官专权与党争。
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。
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。
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，这一点与汉代相同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，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，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。
但与汉代相同的是，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，而并未惠及民众，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，实质是负担转手。
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。
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，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。
明末民变初起之时，招抚政策的失败，就在于招抚银不足，无财安置起义难民，难民为了生存，只得降而复叛。
崇祯年间天灾大旱，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。
至于后期加征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、“练饷”等“三饷”导致矛盾激化，加速明朝灭亡，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，至于最后“闯王”迫近京师，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，更可见危害之深。
从常理来讲，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，社稷将亡之日，若有余财，何须要百官“纳捐”，最终延误调兵。这是不符合常理的。
李自成入京时，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。
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，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，即军屯体系的破坏。
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。
明代永乐元年，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，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，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。
而不幸的是，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，早在弘治年间，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，“屯田政废，册籍无存。上下因循，无官查考。以致卫所官旗、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，屯田有名无实。”
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，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，这意味着从此之后，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，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，而且以此之后，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，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。
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。
从此之后，明王朝常有“打不起仗”的忧虑。
“万历三大征”，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，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，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。
后来的辽东战事、国内民变，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。
天启、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，兵变时发，兵士索饷哗变，遍及各地军卫。
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“闯王”高迎祥所属部队，多由明军变节而来，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。
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，崇祯元年，辽东兵变，又是因军饷所为。
而崇祯十七年，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，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，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。